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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拉下台,我不意外

2019/9/11 22:37:06

英拉下台,我不意外

 

作为一名曾经的国际新闻编辑,我对泰国美女总理英拉被法院判决违宪下台一点不感到吃惊。因为类似的戏码,已经在曼谷上演了多次。

 

不仅如此,连故事情节也几乎雷同:

 

第一幕:亲他信的政治派别在议会选举中取胜,其领导人成为政府总理;第二幕:反他信的政治力量与所谓黄衫军联手,前者在议会中要求总理下台,后者就搞所谓的曼谷“围城”;第三幕:貌似中立的第三方——法院或者军队适时出手,借个理由罢黜现任总理,把反他信的政治领导人扶上台;第四幕:翻烧饼,支持他信的红衫军开始曼谷“围城”;第五幕:亲他信的力量在下一轮议会选举中获胜,他信的代言人再次执政。

 

于是,一个循环结束。当然,说“下一个循环开始”,或许更加准确。

 

因此,我们可以看到,反他信的帅哥总理阿批实,就是这样上台的——泰国宪法法院判决,亲他信的前任总理颂猜因涉嫌选举舞弊下台,帅哥取而代之,他也是这样下台的——他所在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败而归;同样,他信的妹妹英拉是这样上台的——哥哥的政治力量在大选中横扫对手,也是这样下台的——被法院裁定违反宪法而黯然离职。

 

会出现这样的循环往复,从表面上看,与泰国政治格局息息相关。占泰国人口七成多的农村选民,是他信势力的铁杆票仓。因此,只要泰国一人一票的基本选举模式不改变,他信的势力总能在议会选举中获胜。而以首都曼谷为大本营的城市中产阶级,虽然在“数人头”上很吃亏,但他们有强大的外援——司法机构和军方力量,借助后者力量,城市精英们也可以适时罢黜民选的总理。

 

但往深层次看,这却是长期以来泰国城市与农村严重割裂的结果。过去几十年,泰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进步,国内生产总值由1961年的30.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,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,也由115美元增长到3720美元。

 

但于此同时,曼谷当局长期执行的“重城市、轻农村”的政策,使国内城乡差距日益拉大,一边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曼谷中部城市圈,一边是生活凋敝的北方与东北部农村地区。多达七成的农村民众,长期无法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发展红利。有数据显示,2012年泰国城市化率仅有34.1%,落后于印尼和菲律宾,仅与越南、老挝持平。

 

这大概就可以理解他信的“草根政策”为何在农村地区广受欢迎。自2001年当选总理以来,他所采取的政策切实提高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。当然,农村选民也投桃报李,帮助他信稳坐总理宝座,直到2006年军方政变被迫下台。

 

尽管这位电信大亨如今流亡海外,但他的政治影响力从未消散,无论是之后的总理沙马、颂猜还是英拉,都对其向农村倾斜的政策萧规曹随。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近十年他信势力一次一次遭到打压,又一次一次顽强复活。

 

不可否认,他信及其代理人想改变国内城乡失衡政策当然没有错。但问题在于,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,泰国所拥有的资源并不充裕甚至可以说非常有限,要增加农村地区投入,势必会减少对城市发展的投入。

 

当然,无论是亲他信派还是反他信派,都希望同时提高城市与农村的福利补贴。但是,资源分配就是零和游戏,讨好两边等于两边都不讨好。况且在全球经济仍旧不景气,泰国外向型经济难有起色的当下。

 

其实,推而广之,泰国城乡差距所引起的政局动荡,也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跨越式升级中所面临的通病。

 

正如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瑞典人缪尔达尔在其成名作《亚洲的戏剧: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》一书中所担忧的那样,“简单追随西方工业化的脚步,将很难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,最终可能人为地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鸿沟”。

 

城乡割裂会导致双方诉求对立,使得政府在有限资源的分配方面更陷入两难。政坛主导权之争,演变成资源分配权之争,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尤为明显。

 

中国社科院泰国问题专家周方冶之前撰文提到,“日本与韩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开放,通过工业化外溢效应,有效地化解了城乡差距问题,但包括泰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,却无法再复制这一过程”。

 

我们不禁要问,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之路该如何选择?或许这不仅是陷入政治动荡的泰国需要思考的问题,而且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。